平平安安回家

前天香港旅客在菲律宾马尼拉发生的不幸事件，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经常听到的两句顺口溜：开开心心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！这是每个出门在外的人最期盼的事。但世事难料，有些时候确实让你措手不及。本来嘛，旅行是一件赏心悦事，谁也无法预测旅途中会发生什么事。当然，如果心中有挂碍，肯定无法畅游一番。有人说，像这次事件，纯粹是个意外。但是，令人难以费解的是，僵持了十多个小时，为何还会牺牲那么多人质？是营救不力？还是处理不当？相信很快就会有真相告白。毕竟不少人都眼睁睁的从媒体画面，亲眼目睹事件的经过。有人问我，你喜爱旅行，现在发生这样的不幸新闻，你怕不怕？当然怕！但是，反过来说,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出门，岂不因噎废食？小心是必要的，有些国家，我连想都不想去，不为什么，只求自保而已。

从家长日说起

两个分别在某独中念初中和高中的孙儿女，前天回来告诉爸妈，隔天是家长日，老师规定要他们亲自去代领成绩册。
第二天早上，儿媳两人起了个大早，先是陪儿子去学校，下午则轮到女儿。
成绩册拿回来后，我看念理科的孙子的成绩，虽然不是很出色，但还差强人意，全科及格，个别科目还考得不错，至于孙女成绩算是优异。但是，我在意的，并不是他们的分数，而是他们的品行表现，两人都接近80分，据说是接近顶点。根据媳妇回来的“报告”，在她和老师的沟通交流中，孩子无论是在班上或课外的表现都不错，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最感安慰的事，也符合他们表里合一。身为家长，一般上比较担忧的是孩子“里外”表现不同。在家可能是个乖乖孩子，但一旦踏出家门，可能又是一副不同样子；反之，在家“叛逆”，但在学校又是老师眼中的“好学生”。

现在的家长大部分都是“双薪人”。他们每天忙忙碌碌，为生计绸缪，回到家后，已经是筋疲力尽，即使想“关心”孩子，也往往力不从心。因此，不是将孩子交给kakak看管，就是交给亲人、补习中心或安亲班代劳，至于孩子的物质要求，几乎是做到“有求必应”，这是基于补偿心理，或是不让孩子有所缺憾？很难说！
也因为父母在外忙碌，孩子的行为，难免有些时候就被忽略了。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如何？他们交了些什么朋友？可能都一无所知，说好听是尊重孩子，还他行动自由；讲得坦白一点，就是忽略了对孩子该有的“教导”和关心责任，等到问题出现了， 才来惊慌失措。近日听到一位老友的故事，她将孩子送往邻国求学，结果发现这个念初中的女儿，成绩不但“江河日下”，而且无论是态度或行为，都很想让这个母亲狠狠的给她一巴掌。幸好理智告诉她，这个举动不但于事无补，可能产生更难堪的后果。最后决定来个“破釜沉舟”，将孩子转到当地的一家中学就读，每天不但可以亲眼看到她的表现，还时不时的给予提点。这位老友最后欣慰地说：现在，她的表现足以让她放心了。我欣赏她的警觉性。

从家长日，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学校生活。
还记得以前念书时，有所谓“家访”这回事。一些执教的老师，时不时会去探访学生的家长，特别是一些在学校表现有些偏差的学生，例如经常爆粗口、打架、偷东西、上课不专心听课等等。老师就会找上门来告诉家长，将孩子的行为加以反映。如此一来，父母亲不但可以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，也可以适时的加以关注，这种良性的沟通，自然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误会。
可是，这种“家访”早就消失了。我想一来是老师忙碌，班级学生众多，无暇顾及；二来即使要家访，也未必能找到家长。只有在发生“大问题”时，学校才会通过电话，请家长到学校来面谈、禀报一下。

我始终觉得，如果想了解孩子的校内的表现，每年通过区区这么一次的“家长日”是不够的，如果平时能够适当时间，拨个电话或找他们的班级老师了解一下，不失为一种沟通的良好途径。

裹尸布没有口袋

　 无意间在中国看到《环球人物》（总63期）由记者罗昊所写的一篇感人报道，内容讲述国76岁的亿万富翁，查克，费尼，生前的三个愿望：

1. 是在2016年前捐完剩下的40亿美金，否则死不瞑目（现在这笔钱每年以4亿元的速度，流向世界各地需要的地方）；
2. 为富豪们树立一个榜样，“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作出馈赠。”微软的比尔　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受他的影响也效法了；
3. 能够安安静静地品味烤奶酪番茄而不被人指指点点（别人难以理解这么有钱为何还这么节俭）。

曾经有媒体问他，为何要将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？对方答道：
“因为裹尸布上没有口袋！”那是一句充满智慧和睿智的话啊。
但是，可以相信，不是所有富豪都能够如此想得开，看得破的，特别是东方富豪们。他们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拼，好不容易挣下的家业和金钱，哪能随随便便与人分享？当然要留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孙了。
其实，如果子孙不肖，富豪尸骨未寒时，后代已经在上演争权夺利，闹得沸沸扬扬的闹剧，甚至还不惜对簿公堂，如果再冒出一些名分未确定的妻子情人儿女，内容就更精彩了。
走笔至此，不由得让我想起老祖宗有句话说：
“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”这与查克的“裹尸布没有口袋”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这位以开免税连锁店发迹的富豪，行事低调，生活简单，戴的是廉价塑料手表，没有开车，出门搭乘地铁或出租车，坐飞机也是选经济舱，至于住房嘛，你一定会想，这么有钱，买栋豪宅住住也不过分吧？错了，他跟妻子只是租了一房一小厅的套房，难以想像，是吗？也许背后还有人骂他是大笨蛋呢。
作为美国三大慈善基金之一，“大西洋慈善基金”掌门人的查克说：
“我有个想法，就是用我的财富去帮助别人，而我自己要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就像我从小过的的生活一样。我试着努力工作，而不是努力变富有。”
查克是美国出生的爱尔兰后裔。十七那年，就隐瞒自己的年龄，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空军部队，驻扎在韩国和日本。因为表现优异，退役后获准进入常春藤名校，康乃尔大学攻读酒店管理系，并得到了36个月的奖学金。
毕业后，他就利用剩下的四个月奖学金作为路费，前往法国进修政治学。后来，在异乡遇到了校友罗伯特　米勒，两人商议后，决定干起“摆地摊”生意。后来，他们发现，原来海港免税购物区可以合理避税，这下触动了给他们一个发财的点子。
1960年，查克和罗伯特在夏威夷的檀香山，还有香港，创办了第一家免税购物商店，很快的，这个模式迅速复制到世界各地，而他们的财源也滚滚而来。
当然，这位富豪也没有自作孽到一毛不拔。他给自己留下了百万私人财产，以他目前朴实的生活条件来看，他说单是这点钱，就足够他晚年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了。
查克育有五个儿女。他们在假期期间，都要分别到酒店、超市等打工赚取零用。
父亲这么有钱，却情愿将它捐献出去，孩子心里会不会不平衡呢？不，子女们都很赞成，其中一个儿子赖斯利说：
“这让我们与普通人无异。”
真是难得。
所谓舍得。很多时候，舍就是得，要得就得舍。但是要作到这个境界，做比说难。

注：最近看到一则新闻，说是微软的比尔 盖茨呼吁美国40为富豪，捐出他们一半的财产来做公益。这是何等的“豪情”啊。因此想到我曾经写过的这篇文章，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

爱薇访谈录

马华女作家爱薇 绝食求读书
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下午十二时二十四分

报道：杨慎坚 摄影：董昆明/部分由受访者提供
“我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父亲，偏偏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深，只求女儿无才便是德。眼看同学都买了课本、校服，离开学只剩一个星期，父亲还是不让念书，心里顿觉活着没意义，就开始不吃不喝，闹起绝食革命。等到绝食进入第3天，母亲再三从四德听爸爸的话，也不愿看到我如此受苦，而向男主人抗议：“这女儿要是死了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！”父亲态度终究软了下来，却开出条件……
七字辈的中学生，尤其独中生，大概没有不认识爱薇的。学子们口中的“爱薇妈妈”，就算素未谋面，至少看过她编撰的书刊像月刊《中学生》、散文集《两代情》等。同期出道的马华女作家，大部分早已封笔隐退，唯有她，近半世纪来笔耕不辍；多产的背后，不外牵系于生命中两个男人——亡父、前夫。
爱薇新近带着个人第52部著作《变色的康乃馨》跟读者见面，几乎同一时间上架的还有五度再版的合著《小野马》。就快是古来稀之龄的人，但除了脸手上些许皱纹，她看起来丝毫没半点老气，反而精力充沛得很，就像她的文字生产力般，永不枯竭。
诗歌以外，她涉猎的创作文体有小说、散文、报道文学及广播剧等，而儿童文学更让她后来辟出盛放的花圃。回首来时路，若非坚拒向命运低头，她跟万千传统家庭主妇没两样，过着相夫教子的沉闷生活。
“我很爱看书，小学时班上同学每人每星期给1毛钱买书，当时的书很便宜，5毛钱就能买一本。我们合资买了许多书，大家互相交换传阅。”小学时代，她已翻完了《家春秋》。正是大文豪巴金的《家》，以及罗曼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2本书，对她未来的人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
爱看书的习惯，让她成了班上的作文高手，不但赢得老师赞赏，也被鼓励向外投稿。她三年级开始投稿的生涯，曾是香港《世界儿童》、《世界少年》和《少年旬刊》的读作者。上了中学被选为壁报主编，并当上图书馆工读生，使她更热衷文学创作。图书馆的丰富藏书，让她接触了许多世界名著，无形中加深其文学涵养。
她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父亲，偏偏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深，只求女儿无才便是德，“爸爸在当地是个小园主，在新春可以买上一打的鲍鱼、鱼翅来吃，经济根本不成问题，要供9、10个孩子上大学绰绰有余，但他就是不给我念中学。”她于是向校长和姑姑求助，借长辈来说服，这一家之长仍不为所动。
眼看同学都买了课本、校服，离开学只剩一个星期，父亲还是不让念书，小爱薇心里顿觉活着没意义，就开始不吃不喝，闹起绝食革命。等到绝食进入第3天，母亲再三从四德听丈夫的话，也不愿看到女儿如此受苦，而向男主人抗议：“这女儿要是死了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！”
父亲态度终究软了下来，却开出条件：起早帮姐姐拔胶丝、上课没零用钱、骑脚车上学。从住家到学校路程有12英里远，下雨天淋成落汤鸡，她也心甘情愿。上学没钱买吃的，她趁家里将橡胶园翻种成蕉林时，摘了一大串香蕉当午餐。或许香蕉淀粉高，天天把香蕉当正餐吃，好一阵子她长胖了不少。
就这样，上有2哥1姐下有2弟1妹的苏凤喜（爱薇原名），成了柔佛麻坡小村里的第一位女中学生。
办托儿所 自编教材
爱薇早年是在成人文学上耕耘的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转到儿童文学。当年武吉摩物资仍贫乏，大人忙于割胶事务，小瓜们无所事事只能到处耍玩。许多家长基于“村里最有学问的人”而找上她，要求办托儿所，她便设下一所幼稚园，学生仅有10来个。
她没钱买桌椅，便到处向邻近学校领导，求索不要的旧台凳，然后就在胶园靠赚来的稿费搭建一所小木屋，把住家当教室。随着学生人数逐渐增多，她向母校华明小学校长求助商榷，将上午空出的学习时段让出，给她在一间课室上课，她把学生缴付的部分学费作为补偿方式。
学生人数最高峰时期达到20多个，她一教也教了10年。当时的幼儿课本教材极有限，想到儿童爱听故事，她开始讲起神怪故事，却引不起学生的共鸣，于是她自编具教育性的故事，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灵感。从此她转移部分精力专注于儿童文学的发展，但并没放弃成人文学的开拓。
漫漫的人生路上，因为工作量多、责任大，爱薇长期抱恙在身，快大学毕业的长子心痛她忙出病来，索性要她提早退休。在1992的50岁那一年，她提前过起退休生活。说是退休，但她仍没放弃写作的机会。同年9月，她前往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游学半年，从事幼儿文学与幼儿教育的研究。
完成学位 圆40年梦
在中化中学的6年，除了初中一的学费外，初中二到高中二，爱薇是靠半工读赚来的钱垫付学费，“爸爸只付我12令吉的中一全年学费，连1仙零花都不给。”她因而积极投稿，从中赚取外快当零用钱，自此埋下终生摇笔杆的种子。
在高中三勤写作挣稿酬的同时，她还帮新加坡作家友人卖书维持生计。中学毕业后想到南洋大学进修，她私自去报了名，才跟父亲表态。“有能力就去念，别指望我出钱帮你。”那是苏爸爸留给女儿的一句狠话。当时根本没有经济能力，她就到新加坡上夜校学英文，还讨到导游工作，更不忘抽出空档写稿。
进不成南大，她依然不死心。无法通过正规的管道达成，她于是报读厦门大学海外函授班（即后来的教育学院）。1963年，念了年多的远距课程，基于大马当年未跟中国建交，她一直收不到教材资料，加上忙于工作养家而不得已中断学习。
直到2002年出席厦门大学周年庆，遇到来自印尼的74岁富豪校友，才又燃起了她追寻大专学术圣殿的希望，“老学长念完厦大函授课程后到复旦大学念第二个学位，还打算继续南京大学博士文凭，接着到西方国家考取博士后证书。他一再强调，念书是老年最快活的事，还可减缓老化。”
2003年过了SARS肆虐期，爱薇老师只身飞到福建半年，花2万多令吉接受一对一的讲学面授，修完函授班的专业文凭，并利用另外半年完成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位。作为一位资深的女作家，尽管一纸文凭没有实质的意义，不过至少圆了她40年前的心愿。
丈夫外遇 放弃婚姻
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爱薇坚信不移。她自认性格倔强，只要是正确的，便想方设法去争取。好比放弃一段婚姻，在她那个年代是极不寻常的事；何况在毫无经济的能力下，她还得照顾3名稚龄儿女。失和的婚姻生活反倒成就了她创作多面手的能耐。
1965年，她跟旅行社同事蔡君结婚，在新加坡住了13年，直到跟闹外遇的先生离婚，才回到麻坡武吉摩。在橡胶园成长，她从小到大不必帮父母割胶，后来嫁到新加坡却务起农来，帮丈夫下田种菜。
离婚那年才33岁，她宁愿不要赡养费，只想争得孩子抚养权，“我跟房客借了3、4块钱，带着几件衣服就跟孩子搭巴士回娘家。”当时她打算把子女留在老家，自己再返新加坡工厂打工，但母亲声明：孩子我不会帮你看顾，免得你哥哥嫂嫂妒忌不满。为了就近照管子女，她只能呆在家“煮字疗饥”。
1984年，爱薇肩上同时扛起3份工：到吉隆坡中学任教华文、当中文报章副刊主任，并在董总主编《中学生》月刊；后来她只留任一手创办的《中学生》主编一职，身兼招广告、办活动的重担。她曾经为本地与新加坡电台写过200多场广播剧，成为收入来源之一，足以承担个人及子女生活开销。
她还给妇女杂志每月写访问稿，一篇是100令吉，“当时的100令吉已够我一个月的买菜钱。”创作产量最盛之期，是她同时为马新两地的《星洲日报》、《南洋商报》撰写共4个连载小说。1979年至1984年间，她平均每天伏案书写高达8千字数。
“当时电脑还不普及，全部文字都是靠手写出来的。”那阵子除了幼稚园的教学，她其余时光都用在书写上，每个月还需北上吉隆坡一次录制4期电台节目，“上天真的没亏待我，让我可以靠写稿赚很多的钱。我不怨恨父亲和前夫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事业，跟自我成长。”
与时俱进 电脑写作
跨入70大关之际，爱薇准备将文学创作的路向转到乐龄主题，借小说反映老年人，有关夫妻、婆媳或两代的矛盾问题。目前她已有了初步的创作构想。到了今天，她依然很享受写作，并不觉得累，“我未来还有2本儿童长篇小说的计划。”过去20多年，她视写作为重要收入来源，而今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写作单纯只是兴趣。“在不停的读写生活中，我尽情享受文字带来的精神愉悦和营养。”
她还有一个愿望：出个人自传。从自身的经验出发，反映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大马女人的权力、自由状态。她着手将传记以上中下集分阶段深入探讨。
及至花甲之年时，她不忘与时俱进，撰稿已放弃手写方式，改用电脑输入法。她非常鼓励乐龄同胞学电脑，“现在的老年人根本不愁寂寞，只要肯学，同样可以跟年轻人一般，用facebook、twitter跟朋友联系。跟孙子联络也可以靠skype。”
她强调，人要不落伍就须不断学习新东西，年龄绝对不是限制，重要的是不耻下问。掌握电脑绘图的知识，让她在新著插图上能跟设计者直接沟通，“出来的效果自然受落，这是老作家会电脑的好处。”
(本文刊载于光华日报2010.8.1“名人星期天”副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