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薇访谈录

马华女作家爱薇 绝食求读书
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下午十二时二十四分

报道：杨慎坚 摄影：董昆明/部分由受访者提供
“我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父亲，偏偏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深，只求女儿无才便是德。眼看同学都买了课本、校服，离开学只剩一个星期，父亲还是不让念书，心里顿觉活着没意义，就开始不吃不喝，闹起绝食革命。等到绝食进入第3天，母亲再三从四德听爸爸的话，也不愿看到我如此受苦，而向男主人抗议：“这女儿要是死了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！”父亲态度终究软了下来，却开出条件……
七字辈的中学生，尤其独中生，大概没有不认识爱薇的。学子们口中的“爱薇妈妈”，就算素未谋面，至少看过她编撰的书刊像月刊《中学生》、散文集《两代情》等。同期出道的马华女作家，大部分早已封笔隐退，唯有她，近半世纪来笔耕不辍；多产的背后，不外牵系于生命中两个男人——亡父、前夫。
爱薇新近带着个人第52部著作《变色的康乃馨》跟读者见面，几乎同一时间上架的还有五度再版的合著《小野马》。就快是古来稀之龄的人，但除了脸手上些许皱纹，她看起来丝毫没半点老气，反而精力充沛得很，就像她的文字生产力般，永不枯竭。
诗歌以外，她涉猎的创作文体有小说、散文、报道文学及广播剧等，而儿童文学更让她后来辟出盛放的花圃。回首来时路，若非坚拒向命运低头，她跟万千传统家庭主妇没两样，过着相夫教子的沉闷生活。
“我很爱看书，小学时班上同学每人每星期给1毛钱买书，当时的书很便宜，5毛钱就能买一本。我们合资买了许多书，大家互相交换传阅。”小学时代，她已翻完了《家春秋》。正是大文豪巴金的《家》，以及罗曼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2本书，对她未来的人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
爱看书的习惯，让她成了班上的作文高手，不但赢得老师赞赏，也被鼓励向外投稿。她三年级开始投稿的生涯，曾是香港《世界儿童》、《世界少年》和《少年旬刊》的读作者。上了中学被选为壁报主编，并当上图书馆工读生，使她更热衷文学创作。图书馆的丰富藏书，让她接触了许多世界名著，无形中加深其文学涵养。
她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父亲，偏偏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深，只求女儿无才便是德，“爸爸在当地是个小园主，在新春可以买上一打的鲍鱼、鱼翅来吃，经济根本不成问题，要供9、10个孩子上大学绰绰有余，但他就是不给我念中学。”她于是向校长和姑姑求助，借长辈来说服，这一家之长仍不为所动。
眼看同学都买了课本、校服，离开学只剩一个星期，父亲还是不让念书，小爱薇心里顿觉活着没意义，就开始不吃不喝，闹起绝食革命。等到绝食进入第3天，母亲再三从四德听丈夫的话，也不愿看到女儿如此受苦，而向男主人抗议：“这女儿要是死了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！”
父亲态度终究软了下来，却开出条件：起早帮姐姐拔胶丝、上课没零用钱、骑脚车上学。从住家到学校路程有12英里远，下雨天淋成落汤鸡，她也心甘情愿。上学没钱买吃的，她趁家里将橡胶园翻种成蕉林时，摘了一大串香蕉当午餐。或许香蕉淀粉高，天天把香蕉当正餐吃，好一阵子她长胖了不少。
就这样，上有2哥1姐下有2弟1妹的苏凤喜（爱薇原名），成了柔佛麻坡小村里的第一位女中学生。
办托儿所 自编教材
爱薇早年是在成人文学上耕耘的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转到儿童文学。当年武吉摩物资仍贫乏，大人忙于割胶事务，小瓜们无所事事只能到处耍玩。许多家长基于“村里最有学问的人”而找上她，要求办托儿所，她便设下一所幼稚园，学生仅有10来个。
她没钱买桌椅，便到处向邻近学校领导，求索不要的旧台凳，然后就在胶园靠赚来的稿费搭建一所小木屋，把住家当教室。随着学生人数逐渐增多，她向母校华明小学校长求助商榷，将上午空出的学习时段让出，给她在一间课室上课，她把学生缴付的部分学费作为补偿方式。
学生人数最高峰时期达到20多个，她一教也教了10年。当时的幼儿课本教材极有限，想到儿童爱听故事，她开始讲起神怪故事，却引不起学生的共鸣，于是她自编具教育性的故事，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灵感。从此她转移部分精力专注于儿童文学的发展，但并没放弃成人文学的开拓。
漫漫的人生路上，因为工作量多、责任大，爱薇长期抱恙在身，快大学毕业的长子心痛她忙出病来，索性要她提早退休。在1992的50岁那一年，她提前过起退休生活。说是退休，但她仍没放弃写作的机会。同年9月，她前往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游学半年，从事幼儿文学与幼儿教育的研究。
完成学位 圆40年梦
在中化中学的6年，除了初中一的学费外，初中二到高中二，爱薇是靠半工读赚来的钱垫付学费，“爸爸只付我12令吉的中一全年学费，连1仙零花都不给。”她因而积极投稿，从中赚取外快当零用钱，自此埋下终生摇笔杆的种子。
在高中三勤写作挣稿酬的同时，她还帮新加坡作家友人卖书维持生计。中学毕业后想到南洋大学进修，她私自去报了名，才跟父亲表态。“有能力就去念，别指望我出钱帮你。”那是苏爸爸留给女儿的一句狠话。当时根本没有经济能力，她就到新加坡上夜校学英文，还讨到导游工作，更不忘抽出空档写稿。
进不成南大，她依然不死心。无法通过正规的管道达成，她于是报读厦门大学海外函授班（即后来的教育学院）。1963年，念了年多的远距课程，基于大马当年未跟中国建交，她一直收不到教材资料，加上忙于工作养家而不得已中断学习。
直到2002年出席厦门大学周年庆，遇到来自印尼的74岁富豪校友，才又燃起了她追寻大专学术圣殿的希望，“老学长念完厦大函授课程后到复旦大学念第二个学位，还打算继续南京大学博士文凭，接着到西方国家考取博士后证书。他一再强调，念书是老年最快活的事，还可减缓老化。”
2003年过了SARS肆虐期，爱薇老师只身飞到福建半年，花2万多令吉接受一对一的讲学面授，修完函授班的专业文凭，并利用另外半年完成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位。作为一位资深的女作家，尽管一纸文凭没有实质的意义，不过至少圆了她40年前的心愿。
丈夫外遇 放弃婚姻
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爱薇坚信不移。她自认性格倔强，只要是正确的，便想方设法去争取。好比放弃一段婚姻，在她那个年代是极不寻常的事；何况在毫无经济的能力下，她还得照顾3名稚龄儿女。失和的婚姻生活反倒成就了她创作多面手的能耐。
1965年，她跟旅行社同事蔡君结婚，在新加坡住了13年，直到跟闹外遇的先生离婚，才回到麻坡武吉摩。在橡胶园成长，她从小到大不必帮父母割胶，后来嫁到新加坡却务起农来，帮丈夫下田种菜。
离婚那年才33岁，她宁愿不要赡养费，只想争得孩子抚养权，“我跟房客借了3、4块钱，带着几件衣服就跟孩子搭巴士回娘家。”当时她打算把子女留在老家，自己再返新加坡工厂打工，但母亲声明：孩子我不会帮你看顾，免得你哥哥嫂嫂妒忌不满。为了就近照管子女，她只能呆在家“煮字疗饥”。
1984年，爱薇肩上同时扛起3份工：到吉隆坡中学任教华文、当中文报章副刊主任，并在董总主编《中学生》月刊；后来她只留任一手创办的《中学生》主编一职，身兼招广告、办活动的重担。她曾经为本地与新加坡电台写过200多场广播剧，成为收入来源之一，足以承担个人及子女生活开销。
她还给妇女杂志每月写访问稿，一篇是100令吉，“当时的100令吉已够我一个月的买菜钱。”创作产量最盛之期，是她同时为马新两地的《星洲日报》、《南洋商报》撰写共4个连载小说。1979年至1984年间，她平均每天伏案书写高达8千字数。
“当时电脑还不普及，全部文字都是靠手写出来的。”那阵子除了幼稚园的教学，她其余时光都用在书写上，每个月还需北上吉隆坡一次录制4期电台节目，“上天真的没亏待我，让我可以靠写稿赚很多的钱。我不怨恨父亲和前夫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事业，跟自我成长。”
与时俱进 电脑写作
跨入70大关之际，爱薇准备将文学创作的路向转到乐龄主题，借小说反映老年人，有关夫妻、婆媳或两代的矛盾问题。目前她已有了初步的创作构想。到了今天，她依然很享受写作，并不觉得累，“我未来还有2本儿童长篇小说的计划。”过去20多年，她视写作为重要收入来源，而今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写作单纯只是兴趣。“在不停的读写生活中，我尽情享受文字带来的精神愉悦和营养。”
她还有一个愿望：出个人自传。从自身的经验出发，反映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大马女人的权力、自由状态。她着手将传记以上中下集分阶段深入探讨。
及至花甲之年时，她不忘与时俱进，撰稿已放弃手写方式，改用电脑输入法。她非常鼓励乐龄同胞学电脑，“现在的老年人根本不愁寂寞，只要肯学，同样可以跟年轻人一般，用facebook、twitter跟朋友联系。跟孙子联络也可以靠skype。”
她强调，人要不落伍就须不断学习新东西，年龄绝对不是限制，重要的是不耻下问。掌握电脑绘图的知识，让她在新著插图上能跟设计者直接沟通，“出来的效果自然受落，这是老作家会电脑的好处。”
(本文刊载于光华日报2010.8.1“名人星期天”副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