耕一亩心田

虽然，自小就喜欢看书，作文一科，更是自己的最爱和拿手。
但是，促使我后来会走上写作道路的，我想，我应该感谢生命中的两个男人。一个是我去世近20年的父亲；一个是与我离异31年的丈夫。

虽然，家父并非饱学之士，但看书写字没有问题，而且还是个讲故事的好手。
在四五十年代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童年时，而我们却依然能够过着富足的精神生活，可以说一个异数。这是得力于父亲似乎永远讲不完、听不厌的故事。那时候，住在乡下的小镇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节目，除了可供我们自由自在跑、跳、喊、叫之外的辽阔胶林之外。当时电视机尚未出现，收音机也不普遍，晚上聆听父亲讲故事，成了我们一天结束之前最热切企盼的事。

父亲当时所讲的故事，不外是他看过的那些不文不白的才子佳人或行侠仗义故事的转述。在小小心灵中，就已经感受到书的力量和有趣了。于是，在等不及父亲的“欲知后事如何，隔日再听分解”的吊瘾下，自己就学着从书里去自找答案。因此，当人家还在念简单、有限字数的图画书和课本时，我已经从父亲藏在阁楼上那箱文白参半、没有标点的故事书积累了一定的词汇，写出自以为通顺的作文了。
在老师的鼓励之下，试将一些较为满意的作品（作文），投到香港出版的一些少年儿童杂志去，这应该可以说是我写作的启蒙期吧？可是，当时的确不曾想到写作会成为我这一生中无法割舍的爱好。

1974年，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放弃了一段九年，但不愉快的婚姻后，决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，调养受伤的身心。为了兼顾三个稚龄的孩子，在小镇无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下，决定早上割胶，下午及晚上从事“煮字疗饥”－写稿为生。这也是当时的环境唯一不需上班的自由工作。后来又加上一份自设的乡村幼稚园的微薄收入，总算勉强可以应付母子四人的简单生活费用。

这也是我开场白所说的，为何要感谢前夫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因为如果不是这场破裂的婚姻；如果不是这坎坷的命运，我想我不会在我写作热诚行将冷却时，再度燃起火焰，最后熊熊燃烧而一发不可收拾。

记得在1979年至1984年间，平均每天写八千字（当然不是用电脑）。这包括每天四个连载小说分别在当时新马尚未分家的《星洲日报》和《南洋商报》小说版上连载；分别为新马电台编写儿童和成人广播剧，还有为杂志写特稿、专访文章等。虽然每天“埋首苦写”，花去大部分时间在爬格子方面，但却不认为是一种苦差，反而乐在其中。一来是兴趣，二来所得收入可以解决基本生活困境。更重要的是自己不仅在耕一方心田，同时也在犁开一片久远的梦土，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寻回一个女人应有的尊严和自信。

1984年，在国内著名文教团体，华教最高行政机构－董总负责人的诚意邀约下，也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前途和拓展视野的前提下，当然，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个人的写作视野和空间，因此，衡量得失下，最后决定接受对方的盛情，离开故乡，重新回到大都会－首都吉隆坡，创办一本以青少年为对象的《中学生》月刊。
在这期间，由于编务繁重，活动频繁，无疑的，创作时间也就相对减少了。但是，也因为经常与青少年读者接触的关系，却有了意外的收获，对他们的身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于是，我将自己写作的视角，慢慢的转移到少年儿童文学上，获得了他们的肯定与信任。例如我写的那本少年散文：《两代情》，前后就再版了9次（2008年已再版第11次，印量近30000册。）
此外，我也策划了好几场的中学生生活营、文学营、诗歌营、编辑营等，广邀新马两国的作家、诗人、画家来当“激励讲师”，同时也举办了好几届的中学生文艺创作比赛，回响很大。

也许是因为长期为生活拼搏与长时间伏案之故，在体力过度透支、精神负荷过重下，导致健康每况愈下，成了医院和医生的常客。结果，在孩子的劝告之下，决定提前退休。
1992年，在过完半百生日之后，递上辞呈，从朝九晚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，开始逐步实现当年当导游员的梦想－周游列国，如今，梦想已经成真，了无遗憾。
告别“职业妇女”的身份不久，最想实现的第一桩心愿，就是到浙江儿童文学研究所去进修。结果利用半年，在那里完成了自己喜欢的幼儿文学课程。

在写作路上 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出版了四十多册的个人著作，虽然不是掷地有声，但这也算是勤劳笔耕的一份成绩吧？另外还有未经整理，而准备敝帚自珍的几十册日记，以及文稿等。过去二十年，我视写作为个人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，而今，作为一为自由撰稿人，人生已经进入云淡风轻。写作，纯然是一种个人兴趣，在不停的读写生活中，我尽情的享受文字带给我的精神愉悦和营养。

由于个性及年岁的关系，这些年来，对一些文学活动已经极少参与，个别的邀请除外，例如评审工作或特定专题的演讲。目前只保留“南马文艺研究会”副会长职位、“马华作家协会永久会员”、“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”会员（简称IRSCL，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），以及海外女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而已。

1998年和1999年，曾先后被读者票选为“十大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”之一，算是读者对自己多年笔耕岁月的一种肯定吧？其实，对我来说，外来的掌声并不重要，主要在于自己对这份工作的认同。

也曾有友好这么问过我：明知道这是一条寂寞和孤独的道路，为何还要持续下去？我的回答是：首先，你得承受得起有一天没有人要用你的稿；没有人要看你的书，更不用说是掌声了。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只要你依然对这份工作有爱、怀抱着热情，拥有一份单纯的写作快乐，那就足够了。
一位编辑说过的：
“作家也是人――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凡人。在人生和创作的道路上，他们也有苦闷，也有悲哀，也有烦恼，也有欢乐，一句话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悲欢离合，在他们身上一应齐全。”短短几句话，道尽了作家的身份、地位和形象。

一位已故资深作家，徐速先生曾经说过：
“向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家学习些什么？我认为就是‘热’与‘诚’。
技巧方面是次要的。这里所说的‘热’，就是作家们对文学追求的热烈，他们并没有以身为‘爬格子动物’而自怜自叹，自贬自虐，而是自策自励，自豪自强。
从三十年代的作家群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投身文学创作的，既有大学教授，也有普通军人，既有对西洋文学修养的学者，也有乡土气味十分浓厚的‘本地姜’。他们都热情洋溢的参与创作，使文坛蔚成了争辉竞耀的局面。”

徐先生的这一番话，就是放在今天的马华文坛来说，依然足堪玩味，发人深省。

写于2005.7.15.